第二十五章 科举出题逻辑
朱翊钧抬起眼来,竭力遏制住惊讶的神情望向许国。
历史上万历十七年的殿试策问之主题,正是“立纲陈纪,移风易俗,消悖慢而就约束”。
这真是太巧了。
朱翊钧心想,难道是冥冥之中确有定数,无论我说甚么,今年的殿试题目就总是历史上的那一题?
朱翊钧拢在袖子里的手稍稍不自在地互拱了一下。
这种命里注定的“定数”让他心底生疑又发虚。
他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、跳脱于历史研究之外的奇怪想法。
莫非他就是历史上的万历皇帝,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就是他?
说不定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也像他一样,尝试过要改变专制、交出君权,只是他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地被阻止了,所以史书上留下的才是他朱翊钧后来看到的那个万历皇帝?
朱翊钧轻轻地吸了一口气,他不信内阁听不出他真正想用甚么题目当殿试策问,可是为何他们都不愿意出声赞同呢?
朱翊钧定了定心神,秉承着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信念追问道,
“为何却不以‘天下无君’为题?”
其实这句话他问得相当不坚定,他是有点怕许国明确说出反对“天下无君”这种主张的话来的。
这里面暗含着一个悖论,无君的下一步就是民主,可是明朝的民主或许反过来反对无君。
朱翊钧就是不愿意承认大家都是赞成大明有一个皇帝的,即使这个皇帝是他本人。
未料许国却没有谈及这个题目本身的含义,仍然公事公办道,
“科场题目,尚该正大明白,不炫奇僻。”
朱翊钧反问道,
“便是奇僻,又当如何?”
许国回道,
“倘或所涉之典,当时之士多不通晓,皆为罕知,未免则有失公平。”
许国稍稍顿了一顿,似乎有些许犹豫地问道,
“皇上可还记得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?”
朱翊钧被问得一怔,继而便扬起了眉,原来许国担心的是这个。
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,在后世有一个更有名的概称,叫作徐经、唐寅科场舞弊案。
那一科监考的两位主考官,一个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,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程敏政,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人。
而历史上的弘治十一年,正好是名留青史的大才子唐寅乡试夺魁、名播江南的那一年,同位举人的江阴巨富徐经与他交好,两人便相约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试。
由于当时的乡试主考官梁储欣赏唐寅的才华,于是在回京之后曾拿唐寅的文章与程敏政品评。
唐寅与徐经联袂抵京后,会试前夕,两人又遍访前辈,广交名流,其中就包括了程敏政,因为徐经随带书僮,出手大方,所以更招人瞩目。
特别是当唐寅陪同徐经拜见了程敏政后,直接受到了其他举子的猜忌,乃至会试入试两场方毕,流言蜚语已满京城,盛传富家子徐经贿买试题。
而这流言的最大根据,就是因为那一年李东阳和程敏政在会试第三场的经史策中,出题用典过于冷僻,导致很多考生无从着手,只有唐寅和徐经交上去的两张试卷答题贴切。
于是明孝宗便敕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,听候审查,他已经初选的卷子全由李东阳会同其他考官复核。
然而,经过李东阳等的复核,程敏政选中的试卷中,却没有被指控为贿买到试题的徐经和唐寅之卷。
虽然流言纯属子虚乌有,但舆论仍喧哗不已,明孝宗为平息舆论,便着锦衣卫加以审讯。
即使最终查无鬻题实据,却仍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,唐寅也因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、向乡试座主梁储送礼等理由,将两人均遭削除仕籍,发县衙为小吏。
因此许国的疑问,并不能算是无中生有,明朝会试的第二场、第三场,以及殿试策问中,都包含大量典故,而通晓经史掌故虽然不如写好出自四书五经的八股文重要,但是考生若是不解典故,几乎是无法作答的。
譬如弘治十二年令唐寅、徐经身陷流言的关键一题,其中涉及典故的原文即为,“试举其大者言之:有讲道于西,与程子相望而兴者,或谓其似伯夷;有载道而南,得程子相传之的者,或谓其似展季;有致力于存心养性,专师孟子,或疑其出于禅;有从事于《小学》、《大学》,私淑朱子者,或疑其出于老。夫此四公,皆所谓豪杰之士,旷世而见者。”
此题中被称为“旷世而见”的四位“豪杰之士”,乃指张载、杨时、陆九渊和许衡,其中涉及许衡的话,即所谓“有从事于《小学》、《大学》,私淑朱子者,或疑其出于老”,典出元代理学家刘因的《退斋记》。
这一句暗含的典故讲的是历史上的许衡获闻程朱理学,以朱熹《小学》、《大学》等传授生徒,提倡纲常名教,后应忽必烈征召,出任京兆府提学、国子祭酒,以理学教授蒙古子弟。
后因权臣作梗,屡次破坏汉法,导致诸生廪食不继,办学缺少经费,迫使许衡不得不辞归乡里,因此发出“学者治生最为先务”的感叹。
所以如果要答这一题,必须一见到题干,就知道其言出自刘因,讲的是元臣许衡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出任国子祭酒、传播儒学的故事。
这就好比之前的一见题目中的“天圣三年观孙奭讲《曲礼》”,就要知道宋朝有崇政殿说书,要知道孙奭其人其事,要知道宋真宗和宋仁宗的为政举措。
即使明朝科举对经史策的写作水平要求不高,但是如果考生读不懂题目中蕴含的深意,没能揣摩出典故中所影射指代的人和事,写下的答案便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。
而偏偏科举选拔的一大标准,就是要选出最能契合出题者意图的考生,有这一标准横在跟前,许国的质疑就师出有名了。
或许“天下无君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策问题目,但是考生们不知道它的典故出处,揣摩不出皇帝出题的意图,这文章又如何作得呢?
即使有人把文章作出来了,恰恰又符合皇帝的心意,但是这种文章它一定是不符合朝廷筛选人才的标准的。
而明清科举考试最讲究的是一个流程化和规范化,殿试策问的根本目的是为会试合格的考生排名次的。
换句话说,如果这殿试策问的题目自身就不符合科举标准,其选出来的人才,又如何能让读书人信服呢?
就算是在现代比较开放的社会,照样有应试高考生觉得出国留学生录取门槛过低、自费留学国外名校者名不副实的情形出现,何况是在观念保守的封建时代呢?
想通了这一点,朱翊钧不禁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他知道如果他执意坚持下去,当真用“天下无君”当殿试策问,内阁并不会反对到底。
但是最终结果肯定会跟许国担心的一样,选出来的考生不但不能服众,而且可能会导致跟弘治十二年如出一辙的诬告与连坐。
何况顺天府乡试案的涉案考生正经历覆试,如果因此导致党争乃至牵连内阁首辅,那定然是得不偿失。
朱翊钧思索再三,终于说服自己这应该不算是所谓的历史命数,而是制度惯性所带来的改革阻碍,
“……卿每提醒的是,便依卿所言,以‘立纲陈纪’为此科之策问罢。”
覆试与科举的问题解决之后,三位首辅显然是轻松了一些,再议论过几件事后,朱翊钧照例颁下了赏赐,尔后便让他们退出了文华殿。
待三位阁臣完全离开后,朱翊钧的双手才中袖子中被解放出来。
他摸了摸了头上的冠帽,不知怎的,脑海中忽然就涌现出了李氏扯下他帽子的模样。
他暗想,如果能剔除杀人的那部分,李氏那样子简直美极了。
就在朱翊钧愀然静坐之时,魏忠贤来了。
这回魏忠贤没跟在孙暹后面,他是一个人来的。
朱翊钧准他单独面圣后,一见老魏下跪行礼,突然福至心灵般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,
“李进忠,如果你是科举主考官,你会出甚么题呢?”
魏忠贤吓了一跳,他偷眼左右环顾了一圈,这才确定皇帝这个问题是在问自己,忙叩头回道,
“奴婢不通文墨,哪里能出甚么题呢?”
朱翊钧玩味问道,
“倘或朕非要你出一个呢?”
魏忠贤嗫嚅半刻,终是硬着头皮答道,
“那就……那就听皇爷的,皇爷想出甚么样儿的题,奴婢就出甚么样儿的题。”
朱翊钧瞧着他,一只手搭在冠帽上,抿着嘴笑了起来,
“这就不好了,逢迎太过,如何能选出国之栋梁?”
魏忠贤回道,
“即使是国之栋梁,在皇爷面前,必也惟命是从,否则即便是再能干之人,又怎能被称作是栋梁呢?”
魏忠贤答完这一句,颇有些沾沾自喜,自以为恰准了皇帝的要脉,不料朱翊钧听了,却悻悻然道,
“有你这样的奴婢,真难怪祖训说宦官不得干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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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万历十七年的殿试策问之主题,正是“立纲陈纪,移风易俗,消悖慢而就约束”。
这真是太巧了。
朱翊钧心想,难道是冥冥之中确有定数,无论我说甚么,今年的殿试题目就总是历史上的那一题?
朱翊钧拢在袖子里的手稍稍不自在地互拱了一下。
这种命里注定的“定数”让他心底生疑又发虚。
他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、跳脱于历史研究之外的奇怪想法。
莫非他就是历史上的万历皇帝,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就是他?
说不定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也像他一样,尝试过要改变专制、交出君权,只是他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地被阻止了,所以史书上留下的才是他朱翊钧后来看到的那个万历皇帝?
朱翊钧轻轻地吸了一口气,他不信内阁听不出他真正想用甚么题目当殿试策问,可是为何他们都不愿意出声赞同呢?
朱翊钧定了定心神,秉承着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信念追问道,
“为何却不以‘天下无君’为题?”
其实这句话他问得相当不坚定,他是有点怕许国明确说出反对“天下无君”这种主张的话来的。
这里面暗含着一个悖论,无君的下一步就是民主,可是明朝的民主或许反过来反对无君。
朱翊钧就是不愿意承认大家都是赞成大明有一个皇帝的,即使这个皇帝是他本人。
未料许国却没有谈及这个题目本身的含义,仍然公事公办道,
“科场题目,尚该正大明白,不炫奇僻。”
朱翊钧反问道,
“便是奇僻,又当如何?”
许国回道,
“倘或所涉之典,当时之士多不通晓,皆为罕知,未免则有失公平。”
许国稍稍顿了一顿,似乎有些许犹豫地问道,
“皇上可还记得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?”
朱翊钧被问得一怔,继而便扬起了眉,原来许国担心的是这个。
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,在后世有一个更有名的概称,叫作徐经、唐寅科场舞弊案。
那一科监考的两位主考官,一个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,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程敏政,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人。
而历史上的弘治十一年,正好是名留青史的大才子唐寅乡试夺魁、名播江南的那一年,同位举人的江阴巨富徐经与他交好,两人便相约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试。
由于当时的乡试主考官梁储欣赏唐寅的才华,于是在回京之后曾拿唐寅的文章与程敏政品评。
唐寅与徐经联袂抵京后,会试前夕,两人又遍访前辈,广交名流,其中就包括了程敏政,因为徐经随带书僮,出手大方,所以更招人瞩目。
特别是当唐寅陪同徐经拜见了程敏政后,直接受到了其他举子的猜忌,乃至会试入试两场方毕,流言蜚语已满京城,盛传富家子徐经贿买试题。
而这流言的最大根据,就是因为那一年李东阳和程敏政在会试第三场的经史策中,出题用典过于冷僻,导致很多考生无从着手,只有唐寅和徐经交上去的两张试卷答题贴切。
于是明孝宗便敕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,听候审查,他已经初选的卷子全由李东阳会同其他考官复核。
然而,经过李东阳等的复核,程敏政选中的试卷中,却没有被指控为贿买到试题的徐经和唐寅之卷。
虽然流言纯属子虚乌有,但舆论仍喧哗不已,明孝宗为平息舆论,便着锦衣卫加以审讯。
即使最终查无鬻题实据,却仍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,唐寅也因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、向乡试座主梁储送礼等理由,将两人均遭削除仕籍,发县衙为小吏。
因此许国的疑问,并不能算是无中生有,明朝会试的第二场、第三场,以及殿试策问中,都包含大量典故,而通晓经史掌故虽然不如写好出自四书五经的八股文重要,但是考生若是不解典故,几乎是无法作答的。
譬如弘治十二年令唐寅、徐经身陷流言的关键一题,其中涉及典故的原文即为,“试举其大者言之:有讲道于西,与程子相望而兴者,或谓其似伯夷;有载道而南,得程子相传之的者,或谓其似展季;有致力于存心养性,专师孟子,或疑其出于禅;有从事于《小学》、《大学》,私淑朱子者,或疑其出于老。夫此四公,皆所谓豪杰之士,旷世而见者。”
此题中被称为“旷世而见”的四位“豪杰之士”,乃指张载、杨时、陆九渊和许衡,其中涉及许衡的话,即所谓“有从事于《小学》、《大学》,私淑朱子者,或疑其出于老”,典出元代理学家刘因的《退斋记》。
这一句暗含的典故讲的是历史上的许衡获闻程朱理学,以朱熹《小学》、《大学》等传授生徒,提倡纲常名教,后应忽必烈征召,出任京兆府提学、国子祭酒,以理学教授蒙古子弟。
后因权臣作梗,屡次破坏汉法,导致诸生廪食不继,办学缺少经费,迫使许衡不得不辞归乡里,因此发出“学者治生最为先务”的感叹。
所以如果要答这一题,必须一见到题干,就知道其言出自刘因,讲的是元臣许衡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出任国子祭酒、传播儒学的故事。
这就好比之前的一见题目中的“天圣三年观孙奭讲《曲礼》”,就要知道宋朝有崇政殿说书,要知道孙奭其人其事,要知道宋真宗和宋仁宗的为政举措。
即使明朝科举对经史策的写作水平要求不高,但是如果考生读不懂题目中蕴含的深意,没能揣摩出典故中所影射指代的人和事,写下的答案便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。
而偏偏科举选拔的一大标准,就是要选出最能契合出题者意图的考生,有这一标准横在跟前,许国的质疑就师出有名了。
或许“天下无君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策问题目,但是考生们不知道它的典故出处,揣摩不出皇帝出题的意图,这文章又如何作得呢?
即使有人把文章作出来了,恰恰又符合皇帝的心意,但是这种文章它一定是不符合朝廷筛选人才的标准的。
而明清科举考试最讲究的是一个流程化和规范化,殿试策问的根本目的是为会试合格的考生排名次的。
换句话说,如果这殿试策问的题目自身就不符合科举标准,其选出来的人才,又如何能让读书人信服呢?
就算是在现代比较开放的社会,照样有应试高考生觉得出国留学生录取门槛过低、自费留学国外名校者名不副实的情形出现,何况是在观念保守的封建时代呢?
想通了这一点,朱翊钧不禁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他知道如果他执意坚持下去,当真用“天下无君”当殿试策问,内阁并不会反对到底。
但是最终结果肯定会跟许国担心的一样,选出来的考生不但不能服众,而且可能会导致跟弘治十二年如出一辙的诬告与连坐。
何况顺天府乡试案的涉案考生正经历覆试,如果因此导致党争乃至牵连内阁首辅,那定然是得不偿失。
朱翊钧思索再三,终于说服自己这应该不算是所谓的历史命数,而是制度惯性所带来的改革阻碍,
“……卿每提醒的是,便依卿所言,以‘立纲陈纪’为此科之策问罢。”
覆试与科举的问题解决之后,三位首辅显然是轻松了一些,再议论过几件事后,朱翊钧照例颁下了赏赐,尔后便让他们退出了文华殿。
待三位阁臣完全离开后,朱翊钧的双手才中袖子中被解放出来。
他摸了摸了头上的冠帽,不知怎的,脑海中忽然就涌现出了李氏扯下他帽子的模样。
他暗想,如果能剔除杀人的那部分,李氏那样子简直美极了。
就在朱翊钧愀然静坐之时,魏忠贤来了。
这回魏忠贤没跟在孙暹后面,他是一个人来的。
朱翊钧准他单独面圣后,一见老魏下跪行礼,突然福至心灵般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,
“李进忠,如果你是科举主考官,你会出甚么题呢?”
魏忠贤吓了一跳,他偷眼左右环顾了一圈,这才确定皇帝这个问题是在问自己,忙叩头回道,
“奴婢不通文墨,哪里能出甚么题呢?”
朱翊钧玩味问道,
“倘或朕非要你出一个呢?”
魏忠贤嗫嚅半刻,终是硬着头皮答道,
“那就……那就听皇爷的,皇爷想出甚么样儿的题,奴婢就出甚么样儿的题。”
朱翊钧瞧着他,一只手搭在冠帽上,抿着嘴笑了起来,
“这就不好了,逢迎太过,如何能选出国之栋梁?”
魏忠贤回道,
“即使是国之栋梁,在皇爷面前,必也惟命是从,否则即便是再能干之人,又怎能被称作是栋梁呢?”
魏忠贤答完这一句,颇有些沾沾自喜,自以为恰准了皇帝的要脉,不料朱翊钧听了,却悻悻然道,
“有你这样的奴婢,真难怪祖训说宦官不得干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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